关于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前，在高等教育越来越卷入市场之际，系统而又创造性地理顺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是一个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并存的现实课题。探讨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必须把握“文化”涵义。不过，学界对于“文化”的界定或者运用，可以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为。社会中的一切问题，在学者的眼睛里，根据各自的需要，都可以将它变成文化。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几乎和学者们的数量一样多。”但是，作为一种通常与政治、经济并列提出的社会要素，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和确定性的内核。在笔者看来，这个内核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是一种以知识、学识、学术等自身为内容的社会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表现为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教育教学活动，这是一种不带有政治、经济等功利目的的活动，更多地包含人们对文化和知识本身的享受。更通俗地说，即一种“为了文化而文化”（文化本位）、“为了学术而学术”（学术本位）的活动。

　　一、学术天平在总体上偏向功利而不是兴趣

　　对知识本身的学习和追求，能够让人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陶醉。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共识。英国的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认为，“求知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活动，因此，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报答。”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1709-1751）曾说，有研究的兴味的人是幸福的， 能够通过研究使自己的精神摆脱妄念并使自己摆脱虚荣心的人更加幸福。这，便是高等教育文化属性赖以存在的基础。以文化本身为乐趣，也就必然走向以文化本身为目的，而不把文化作为手段以获得某种功利性的回报。

　　以文化为本位的高等教育实践，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可以找到的。古希腊时期针对社会上层阶级的自由教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教育，英国历史上的绅士教育，19 世纪初期德国洪堡理念的实践，中国古代“个别书院在某些时期确也较有一种淡泊出世的色彩”，等等，都可以找到文化本位的影子。至于以文化为本位的高等教育理论，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则是俯拾即是。纽曼于1853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大学的理想》，可以说是捍卫这种理念的第一本力作。此外，洪堡的现代大学观，蔡元培先生的“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再如永恒主义、要素主义、理性主义等教育思潮或教育哲学流派等，都是一种关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以文化为本位的理论主张。

　　但是，在高等教育实践上，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从来就没有得到长期与充分的展现， 以文化为本位的高等教育实践更多的是学者们一种美好的理想与信念。中世纪大学在诞生之初，就表现出了浓厚的世俗教育目的，以培养神职人员、公职人员、律师、医师等专门人才为目的，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中世纪大学是社会需要和经济复兴的产物，它的教育目的有很强的社会实用性”。对于中国古代书院，从总体上来看，“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有的是借隐居读书以博得高名，走‘终南捷径’待中央及地方长官辟用，而更多的则是为了读书应举入仕。……可见其建立书堂的动机即教育童蒙学成应举”。至于在近现代的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从来都是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占主流，从来都是美国著名教育家克拉克•克尔的《大学的功能》占上风，而纽曼的《大学的理想》更多地只能停留在书斋。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Onthe Philosophy of HigherEducation）中提出，美国的高等教育实践一直都是由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支配和影响着。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么可以说，自高等教育诞生伊始，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并贯穿整个20世纪以及21 世纪的今天，在高等教育实践上，都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压倒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并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着轴心地位和引领潮流的角色。

　　二、学术本位并不妨碍人类近期利益和长远目标的实现

　　在中外教育史上，曾经有无数的著名思想家以及普通学者为“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而呼喊甚至付之行动。尽管其理念并未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过理想的实践，但是，这些理念确实包含着某些积极意义和合理主张。

　　（一）展现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有利于文化主体的幸福。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强调以文化本身为目的，不以任何经济和政治等利益为直接的行为取向。因此，人们一旦把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作为高等教育活动的主导属性之一，必然具有一种以文化本身为乐趣的价值预期，或者产生一种以文化本身为乐趣的现实体验。反观当前高等教育活动的主体，不知有多少人能够从其活动本身中找到乐趣。就学生群体来说，他们在为职业和文凭而学习，虽然有许多人能够体味竞争与拼搏的快乐，但许多学生却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是在把它当作一种巨大而又痛苦的任务来对付，而不是享受这种学习的过程和成就。再看看高等教育领域的学者们，笔耕不辍，宵衣旰食，许多人不是喜欢它而乐此不疲，而是被一种功利目的或者无形制度牵着走，这也谈不上真正以文化本身为乐趣。

　　（二）展现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有利于知识的传承和创新。高等教育活动，核心问题是一种教学活动，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一种交互活动， 或者说一种授受关系。这一点，与实物商品的交换活动具有相似的外在特征。但是，两种活动授受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高等教育授受的主要是一种无形的文化知识，而实物商品的交换则是一种物化形态的产品。正如北京师范大学褚宏启教授所言：“教育的本质不是财产流转,而是思想(包括观念、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流转。”而这种思想和文化知识，具有共享性和非消耗性。不像实物形态的产品交换那样，甲方转让给乙方就会让甲方失去对该种产品的占有；虽然知识就是力量，但这种力量也不像其他能源一样，转让之中会产生各种消耗， 能量守恒定律难以解释知识力量的传承活动。因此，我们强调以文化本位来进行高等教育活动，不会给授受任何一方造成知识方面上的损失，不会减少授受任何一方对知识占有的乐趣。在这样的一种学习和教育环境中，有利于知识的传承和创新，有利于文化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三）展现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共建。展现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并不排斥对高等教育政治属性、经济属性的选择与利用。因为这种主流学术文化不是过去那种探讨天理人伦和宗教迷信的文化，而是实用之学、科学之学。事实上，并不是高等院校成为象牙塔就属于一种落后行为，而只是因为现实的社会环境不能让高等院校成为象牙塔，就像一个功利的大漩涡，把高等院校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如果社会都像象牙之塔的高等院校一样，秩序井然地生产和生活，有条有理地进行分工与合作，并把提高产品质量当作一种生产的乐趣，以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乐趣，这种理想的美好社会就会成为现实。

　　三、学术本位的燎原之势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没有在实践中充分地展现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不具有这种属性，而是展现该种属性的条件不成熟。事实上，虽然古代曾有过以文化为本位的高等教育实践，其中却有相当部分还称不上真正以文化本身为目的、以文化本身为乐趣的教育活动。例如，古代特权阶级享受的自由教育，虽然没有明确的职业指向，没有外显的功利目的，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象征特权阶级成员的身份教育，且并非人人都是积极主动好学、乐学的。这样看来，衡量一种高等教育活动是否真正展现了其文化属性，不仅要看其活动和参与者（包括教育者或者受教育者）是否坚持知识价值独立，是否以文化本身为目的，而且要看其参与者是否自愿主动，是否从中找到乐趣和满足。这种“以文化为本位”、“以文化为乐趣”的高等教育实践，至少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能够提供充分和广泛的保障。人们考察社会问题乃至人的精神问题时，往往从生产力标准和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应该说，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已经接受了“经济是基础”、“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唯物史观的间接经验，更是因为人们已经从自己所处的真实世界中获得了许多类似感受的直接经验。有学者说得好：“任何蔑视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抽象地谈精神解放、精神自由的做法，不仅不能最终实现自由，而且将危及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改善。”从生产力角度出发，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物质资料的丰富，个人满足社会需要所必须进行的劳动时间将愈来愈少，以“闲逸的好奇精神”来追求知识本身的时间越来越多，且物质条件越来越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虽以职业性教育为主，但同时向闲暇教育或消费型教育迈进”。反之，当人们正处在为生存权而奋斗的时候，很难想象他们能够以知识本身为乐趣，以知识本身为目的。例如，中国古代那些食文化属性：高等教育的永恒主题不饱腹的书生，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为的是一举成名，为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试想，他们是在以文化为目的、以文化为乐趣而孜孜不倦吗？正如某些学者所言，从教育人学视角来看，“教育即自由，……教育雍容华贵，仪态万方”。试想，那种围绕一张试卷而奋力拼杀会有自由？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难道会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同时，高等教育文化属性的展现，不仅要有充分的物质保障，而且要让更广泛的社会成员获得充分的保障。否则，其文化属性也只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里萌芽，甚至是畸变的萌芽，而不能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展现出来。例如，古希腊特权阶级的自由教育，将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排斥在外，不仅在社会实践中难以展现出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而且难以将“以文化为乐”带向一个“以高雅、科学、大众文化为乐”的境界。

　　其次，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以及洞察人生真谛的能力在全社会更广泛的成员中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从普通教育职业化以及学术科研功利化的今天来看，要让许多社会成员为了学术而学术，不只是物质问题，更有认识问题。试想，当你在学习或者研究某道工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它当作明天赚钱的工具，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过程，好好地把玩它、欣赏它，或许你不会感到这是一种枯燥的事件，甚至效果和效率更加显著。“把身体上与精神上的训练相互变成一种娱乐，说不定就是教育上的最大秘诀”。布鲁贝克也说：“我们不必仅仅因为今天在设法促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携手并进而放弃‘为学术本身而学习’的崇高理想。如果两者能做到相互结合，我们可能会发现两者都对实现这一崇高理想有所裨益。”这，不能不说更多的是一个认识问题。尤其在这样一个激烈竞争加剧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今天，每个人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一个人对自己能力的认识和前景的预测，对自己目标和理想的定位，恐怕更多的也是一个认识问题。只有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有正确的定位，才会有正确的人生选择。这一点，缺乏一定认识的人，是无法体会或者理解的。肖川教授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只有经历过生活的繁华、驳杂、喧嚣的人，才会认同这样一种对于生活的感悟：简单的生活就是一种享受。一个一直生活在单调、贫乏、沉闷的生活情境中的人，绝不可能悟识到这一点。如果你给他讲‘简单的生活就是一种美’，他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欺人之谈，是在兜售精神鸦片。”这，不能不说更多的也是一个认识问题。同理，要在社会层面上展现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认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不只是少部分人的，而应该是广大人民都具有的。事实上，自古至今，舍弃高官厚禄、发财致富的“金光大道”而义无反顾地踏上科学研究、文化创作的“羊肠小道”的人，也可谓不胜枚举。但是，相对不同时期广大的文化人来说，毕竟只是凤毛麟角，犹如几颗闪烁的星星，照亮不了漆黑的苍穹。

　　最后，相应的制度安排和体制保障得以确立和完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得以建立和稳固。如果说，物质基础的保证以及人民意识的觉醒是展现高等教育文化属性的间接条件，那么制度安排和体制保障则是其直接条件。试想，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那些已经解决生存问题且有较高学识水平的学者们，有多少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他们争课题、跑项目、炮制论文、绞尽脑汁拼凑出一些所谓的有社会实践价值的科研成果，他们之间又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且不说那些为了升学和谋职而学习的学生，那些为了晋级和薪酬而教学的师，那些为了生活而学术的学者。这些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评价体制、管理体制等造成的。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每个人和每个学校，就像绑上了战车，你想“为学术而学术”都不行。竞争是具有传染性的，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每个人奋力拼搏、马不停蹄，随之竞争不断加剧，标准和门槛又不断提高，……就这样螺旋式上升。最后，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为学术而学术”，这是一种不择手段、追求学术表面繁华、不能享受学术本身快乐的“为学术而学术”，而不是我们所倡导的那种享受探求规律和奥秘本身的“为学术而学术”。

　　四 、政府对高等教育文化属性的选择是大学学术本位得以实现的关键

　　中外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大学以及学者试图跳出政府的掌控而走上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道路，但最终都无法摆脱政府的羁绊。那么，政府为何要加强对高等院校的掌管和控制？应该说，主要还是政府对展现高等教育文化属性存在顾忌，认为高等教育太重要了，一旦任其发展，就像打开了潘多拉匣子，释放出不可救药的贪婪和无法控制的魔鬼，最终影响高等教育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发挥。在民主社会，这种顾忌同样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民主社会， 这种顾忌却不应该成为展现高等教育文化属性的障碍和弊端。

　　（一）展现高等教育文化属性与展现高等教育其他社会属性不冲突。事物的属性既是客观的，又是多样的；同时，多种多样的属性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冲突的关系，否则，就违背各自的客观存在性，从而也就称不上该事物的属性。例如，有些文章认为高等教育既具有盈利性，又具有非盈利性。表面看起来，似乎高等教育具有这样一种双重属性。实际上，两者是对立冲突的，不能称之为高等教育的属性。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高等教育具有商品属性，政府对其选择与否，从而在实践中体现出教育的盈利或者非盈利的特征。因此，盈利与非盈利，不能纳入高等教育的属性范畴，而只能说是高等教育的商品属性在教育实践中的行为体现之一。同理，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与其政治、经济属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且不存在相互排斥的情况。政府对其文化属性的选择，并不违背政府对其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选择与利用，从而在理论上也就不会影响高等教育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发挥。事实上，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在未来仍然是政府需要重点考虑和利用的属性之一。或许在那个时候，多姿多彩的高等教育属性会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

　　展现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有利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从而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西方学术的发达就得益于‘学术自由’与‘知识产权’的制度：前者从积极的方面鼓励大胆质疑、自由研究，保证真正的‘学术无禁区’；后者从消极的方面有效防止重复研究、剽窃与抄袭”。而且，由于这种学术不是古代那种探求天理人伦和宗教迷信的学术，而是关注自然奥秘、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学术。因此，在理论上，学术的繁荣兴旺有利于生产力的进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展现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会促进高等教育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更好地彰显，促进高等教育其他各种社会功能更大地发挥。

　　（二）高等教育不能承受政府和人民期望之重。政府和人民倾向性地认为，“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正因为这样，社会对高等教育一直寄予很高的期望。美国著名教育家赫钦斯曾把大学比作社会的“灯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卡斯特斯教授曾称大学是新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未来社会学家贝尔认为大学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还有许多学者将高等院校称为“社会服务站”和“精神加工厂”。尤其当“知识经济” 作为经济学中的概念被应用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之后，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社会的“心脏”。“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的边缘；只有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才被推到社会的中心”。但是，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要期望任何单方面的高等教育改革会产生多大的社会效果；同时，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有它自己的定位、功能与去处，不应该把它的功能无限制地放大与扩张。因此，无论是政府和人民，还是高校和学者们，都应该正确地认识到高等院校和学术成果的作用范围，不要给它太大的重担，也不要过分地拔高它的价值。

　　高等院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三大社会职能，这三大职能归根结底都是学术文化知识对社会的作用和贡献。因此，探讨高等教育的社会贡献，可以从学术文化维度来考虑。就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有利于梳理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有利于形成社会舆论和引导社会潮流等。至于其应用性的科研理论与学术主张，更多的只是为社会改革与发展方案提供某种可能，在实践层面的作用有待政府或相关部门的权衡、综合、比较与选择。许多时候，这种学术范式的理论与主张，与人们口语甚至感情化的言论一样，仅仅起着一种社会预警的作用。正如美国某位学者所言，历史的车轮发展太快，人文社会科学更多的只起一个刹车的作用。其实，某些国家在某些时候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或许正因为政府也具有这种意识。例如，20 世纪50 年代，法国还未放弃殖民政策，试图以武力阻止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对此，法国著名思想家萨特不仅口诛笔伐抗议政府的行为，而且公开号召士兵不服从这种命令。当警方欲逮捕他时，时任总统戴高乐说：“那些知识分子，让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就自然科学及其相关的应用性学科来说，自从它在高等院校中获得独立地位以来，就一直在高等教育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其社会实际作用和贡献确实不能低估。但是，高等院校中存在的该类学术文化知识，更多的是从社会实践中吸纳之后转化而来的；如果要说高等院校中存在该类知识的创新，更多的也是理论层面的知识创新。同时，对于科技园、科技产业化等校企合作形式，事实上已经从高等教育范畴转到企业范畴那里去了。1999年，在长沙举行的关于“创新与发展”跨世纪湖南青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朱善利教授提出：“创新不是科学家的事，而是企业家的事。”当时，许多人对此犯糊涂。实际上，其简约式的语句只是表明：高等院校有自己的独特的使命，其作用和功能不可能也不应该无限放大。

　　（三） 展现高等教育文化属性与政府的监督管理不矛盾。展现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并不是不要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允许高等院校以文化为目的，以文化为乐趣，并不等于政府不能制定学术底线，不能实行学术导向，不能进行学术检验。政府必要的管理和控制，不仅能够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而且能够推动学术文化为社会和人民服务。何况，政府永远都对大学拥有绝对的掌握权，“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居于大学的上风，甚至，如果它愿意的话，可以摧毁大学”。事实上，也没有哪所高校会轻易跳出它的运行轨道而公然与社会、国家以及人民为敌；如果非理性地散布某些非科学言论，或者采取了某种行为，这就已经超出了学术自由的范畴。总的来说，对于政府控制与高校自治问题，学界本身也基本认同——政府控制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高校自治必须有一个度；同时，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 学界基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明确哪些地方由政府监管，哪些地方交由高校自主处理。例如，学制、毕业要求等，全国应该有一个统一标准；办学特色、教学改革等，则应该由高校自主决定。有的学者指出：“政府必要的控制或称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规划与立法；教育经费的划拨与控制；高等教育评估。”

　　总之， 今天是一个效率和技术至上的功利性时代，“高等学校经济功能的强化和经济活动的活跃，是以对高等教育文化功能的淡化和漠视为背景的”，但是，在未来社会，随着社会物质的丰富和人民意识的觉醒，一旦实现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和体制保障，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会向我们蹒跚走来。  

(选自《教育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